一、防汛

新中国成立前，生产力低下，抗洪排涝靠“三车”，收效其微，出现一雨便灾的局面。民国期间，防汛工作由农民自发组织。汛期一到，圩甲带领农户巡视圩堤，如有险情，各圩即集中水车排涝，小灾尚可应付，如遇大灾则无能为力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防汛工作由乡人民政府的乡长和各行政村村长负责修圩防涝，汛期组织巡逻队日夜轮流值班，发现险情立即组织抢险。但由于水利设施建设缓慢，仍摆脱不了水灾的危害。1954年4～7月，发大水，坛丘地区最高水位4.47米。乡村两级领导及时组织抗洪排涝，出动劳力，“三车”日夜不停，但无济于事，境内有9只外围圩被洪水冲垮，33.3米圩岸被冲塌，一万多亩农田被淹，42间农房倒塌，947户2741间房屋积水深度0.5米。

60年代后，利用流动机船、电力排灌站增强抗洪能力，改变了一雨便灾的局面。

70～80年代，陆续构筑联圩，建造大量排灌泵站，小联圩并入大联圩，抗洪能力明显增强。1999年6月上旬至7月初连续降雨，坛丘最高水位4.71米，为历史最高。各级领导组织各村及时抢险，24小时轮流值班，并亲临防汛第一线。龙桥村的南星圩、北星圩及麻洋滩沿线外围圩堤接连出险，但由于水利工程做得好，损失较小，全年水稻、油菜亩产分别比1998年欠收39.6公斤和4.5公斤。

二、抗旱

民国23年（1934年），坛丘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大旱，干旱持续时间长，夏季酷热，最低水位1.67米，大部分河港干涸，30%的稻田因无水而未插上秧，成了荒田。坛丘百姓全力抗旱，但由于水位太低，水车吸不上水，粮食歉收三至五成不等。

1953年7月中旬起，天气极旱，7～8两月降雨量24.4毫米，坛丘最低水位降至2.45米。坛丘乡政府合理调配劳力、畜力和戽水工具，发动常年互助组和临时互助组，日夜车水，做到人停车不停，离水源远的田块采用踏“接车”等方法分级提灌。经过全力抢救仍有很多田块供不上水而严重减产。

1978年，夏秋大旱，干旱持续时间长，降雨量少，5～9月仅降雨3.42毫米，最低水位2.25米。为抗旱夺丰收，公社领导深入基层，各大队、生产队出动劳力，全力抗旱，投入农用排灌动力158台，出动劳力2300人，缓和旱情。是年水稻仍获丰收，平均亩产487.75公斤，比1977年增产69.35公斤。